均富幻想

当下无论中外，只要你痛斥贫富悬殊，就会被认为政治正确了，似乎没有人敢公然持相反的观点。现在，我偏偏稍持异议，这不是居心邪恶地为富人效劳吗，当然不能指望得到赞扬。而且，人们肯定十分不解：明明一介升斗小民，却要为富人辩护，岂不无端错位、愚不可及？或许正因为此，你反而会对下面的议论发生兴趣。

贫富悬殊

人们为什么厌弃贫富不均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暂且搁置一边。首先肯定：不由分说地谴责贫富悬殊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很平常的事。

孔圣人早有教导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（《论语·季民》）。老先生一生，大部分时间不过是一个穷教师，目睹达官贵人们的骄奢淫逸，想必不胜愤懑。后世的统治者几乎都是孔门之徒，但似乎并不特别记得夫子的遗教，不太在乎贫富不均，且多半自己就在富豪之列。天下本来财富有限，既然有一部分人认定自己就该安富尊荣，怎能反对让其他人都安贫乐道呢？这样一来，贫富两分，岂不成了天下大义？“患不均”的声音，似乎就该沉寂了。

而在事实上，“患不均”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沉寂。如果说，贫者的吁天呼喊不太可能惊动朝野；那么，富者中却不缺雅好仁厚的君子，对贫者心存善意。一旦贫富差距越出常轨，以致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，甚至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那么，就会有人奋起仗义执言，或上书言事，或慨然著文，谴责天下为富不仁者。这样一来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主流民意不太可能为贫富悬殊辩护。

尽管如此，历史上的贫富悬殊，仍然是主要的、长时间持续的现象，就是历代正史也从不讳言，并不是追赶时髦的现代文人的杜撰。

中国自古就是典型的农耕文明，财富主要与土地联系在一起。贫富不均，多半就是土地占有的不均。随着土地的分散与集中的交替，社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往返循环。就在这种历史大循环中，实现着王朝兴废、世代更迭。在乱世的废墟上崛起的新兴王朝，满目苍凉，人丁不旺，闲地遍野，比较容易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呈现出某种暂时的“均贫富”——毋宁说是“均贫”——景象。然后，土地又逐渐趋于集中。这种趋势基于经济的逻辑，几乎是一种铁律，并不是近世理论家所渲染的，似乎出于豪富的恶心抢夺。

大体上说，历代对于产权的尊重，是制度文化的一部分。从客观后果来看，在任何王朝的晚期，土地集中都达到危险程度。这一事实与爆炸性的人口增殖结合在一起，自然造成数量庞大的无地人口，他们正好构成导致改朝换代的冲天大火的干柴。一旦龙庭换了姓氏，历史又进入新一轮循环。

这种历史循环剧的反复上演，造成了无数牺牲者，让累累白骨填满沟豁；也造成了许多王侯将相，他们是幸运的“肉食者”。然而少有人从循环不断的悲剧中，悟出一种新知：社会秩序或许可以有另一种安排，王侯将相未必不可或缺。即使是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现代理论家，虽然不免发点扶贫的高调，却不能超越古代仁者的境界；否则，他们就不致那样赞美朱元璋、洪秀全，看不出朱元璋辈与之前的帝王并无二致。

贫富之道

无论用哪一种理论来解释历史，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，即数千年的王朝史，是富豪们轮番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历史；可能改变的只是富豪的姓氏，而不是社会由“富者”统治这一制度现实。考虑到全世界莫不如此，对此似乎不必义愤填膺，就当它不过是一种历史常态，或者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劫数。现代人固然不必搬出黑格尔的名言：存在即合理，将历代帝王将相捧上圣坛；也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：将历代富豪谴责为一帮强盗，将任何割下富豪头颅的行为颂为高尚义举。

无论尊卑贵贱、贫富穷达，创造了历史的都是我们的先人！今天所需要的，主要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理性的叙述，对无可改变的历史逻辑的阐释；并不需要依据现代理念对过去的人和事刻意作出道德评判。叙述真实的历史事实，尤其是现代人的首要责任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应当完全忽略历代先人对他们自己时代的道德评判。先人的道德评判，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事实，表述并记住这些历史事实——而不是“对评判者的评判”——是对历史的理所当然的尊重。

今天的人，当然不必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，却不能一概抹煞古人曾经表达过的是非。古人对于“肉食者”的不义，对为富不仁者的暴虐，都表达过强烈的愤慨；对社会的分化，对连绵不断的贫富不均，怀有深深的疑虑，否认其具有命定的合理性。在今天看来，蕴含于“义愤”中的那些道德价值，或许是淡化了；但否定“对于贫富两途欣然认命”，却仍然不失现实的价值。对命运的抗争、对改变境遇的不懈追求，这些都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，应当适用于任何时代，尤其适用于今天。

古往今来，人们之所以特别欣赏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这种豪言壮语，喜爱那些不认命的水浒人物，不正是不服从既定命运的强烈表达吗？当然，古人同时也尊重一种相反的为人之道，这就是安富尊荣、安贫乐道；对此，即使是现代人也不能全然反对。但如果全社会都安贫乐道，这个社会就不再有动力、甚至死寂了！

安富乎，安贫乎？或许从来就没有明确答案；于是，秉持中道就成了主流声音。

均富幻想

面对豪富，穷人最可能的两种情感是：仇恨与发奋。前者意味着对富人的嫉恨；如果它不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富人，而是针对所有富人，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弥漫的社会心理，即今天常说的“仇富”。后者意味着不甘当穷人，直认“豪门富户宁有种乎”，锐意进取，争当富人。无论这种人成败如何，不能不说其心可嘉。

上述两种情感，一般停留在个人感受的范围内：“我仇恨富人”或者“我决心进身成富人”。只有具有反思能力、能够以己及人的少数人，才会将个人感受扩大为某种社会意识。前者是“穷人都应反对富人”，它就是阶级斗争的依据，此处不论；后者是“穷人都应成为富人”，这就是“均富”的逻辑。

原则上，当然没有人能反对均富。且不说，均富思想实际上源出孔圣人；就是现代理论家，对于均富也应当是“唯恐不成”。社会主义者的目标，实际上就是均富，只是他们不习惯用这个词罢了。

“均富”首先表达了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穷人的某种愿望；这种愿望也可能感染某些并不贫穷、但不失人道情怀的人士，甚至成为一些政界人物的主张。阶级斗争论者与均富论者似乎不缺共识，至少都基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。但两者的路径却不一：前者主张打倒甚至消灭富人；后者致力于提升贫者为富人，这是一种更受欢迎的温和主张。

一些台湾政治人物，例如马英九、宋楚瑜等，就强烈地持均富主张，而且以台湾近乎实现均富为傲。记得宋楚瑜在首次访问大陆时，竟然毫无顾忌地大谈台湾的均富经验，根本不在意，主人的脸上已经开始有些不悦。对于这奇特的一幕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到过台湾旅游的人，大概都注意到，大多数普通台湾人，似乎都不失最低限度的富裕。或许，这就是今天台湾的均富。至于台湾的均富经验在世界上是否有典型意义，则未必有广泛共识。

在许多人看来，今天的北欧社会，是更理想的均富之乡。或许更一般地，深受社会民主主义浸淫的西欧社会，就整个地接近于均富了。我在英国短期居住期间，也深感那里的均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尽管已有这许多正面事例，我还是要说：从根本上说，在今天要求均富并不现实。且不说，包括北欧在内，已有的均富之乡并未达到地道的均富。无论如何放宽尺度，你如何将爱立信、宜家等公司的老板与普通人等量齐观？当然，一个台湾农民也不可能与郭台铭攀比！

在一个贫富分化有如天上人间的时代谈论均富，不免让人啼笑皆非。即使是某种象征性的、相对的均富，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，都还遥不可及。就是将均富确立为人类的长远目标，是否有其合理性，都还是一个问题。

因此，至少在今天，所谓均富不过是一种惬意的幻想。

均富与分化

如果执意以均富为目标，那么，就不能不同时择定通往均富之路。此中的矛盾与争议，远比初看起来更复杂微妙。

首先，均富与激励能够协调吗？众所周知，倘无适当的激励措施，今天的社会且不说发展，就连存续都有困难。而实现激励的主要方法毕竟是物质手段；一个依靠激励的社会，怎么可能均富呢？你不觉得，在激励与均富之间，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冲突吗？

最主要的是，人们期待中的均富只能是高水平的均富，渔猎时代的那种原始的均富，不过是均贫。而高度富裕的达成，不可缺少相当强度的激励，而这恰恰又埋下了迈向贫富分化的种子！于是，通向均富的路上，很可能横亘着一个贫富分化的时代。你怎么能保证，社会不会止步于那个贫富分化的时代呢？

如果根本不考虑任何强化激励的措施，一开始就着意于均富，采取最激烈的均贫富的方法，就如同历代农民起义及现代农民革命初期所做的那样，热衷于“打土豪分田地”，那么，由此导致对社会创造力的巨大破坏且不说，一个更现实的风险是：由此将导致“坐江山者”垄断权力！现代史的一个主要经验恰恰是：权力垄断迟早将导向财富垄断，其结果不是贫富分化又是什么呢？如今天的现实所展示的，那将是一种没有任何节制的贫富分化。仔细分析过苏联、东欧、朝鲜等处的教训的人，对于这种风险必定洞若观火。这种看来十分荒谬的时代错误，后面隐藏着初看令人困惑、实际上非常自然的逻辑：

急促地追求均富的结果，很可能恰恰达到最大的贫富分化！

误置目标

均富是否应当成为终极目标，或者是否应当现在就踏上奔向均富之路，固然是极有理论价值的问题，但毕竟不是当务之急，不妨暂时搁下。

或许，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是：今天该如何对待富豪？

逻辑上看来没问题的是，如果均富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目标，那么让富豪不再高踞于普通人之上，就是实现均富目标的必要条件。无论立即还是逐渐满足这一条件，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富豪采取某些行动。这就不能排除抑制富豪的潜在倾向，甚至不排除大张旗鼓的反富豪。

“打土豪分田地”、通过“劫富济贫”来实现“共同富裕”，即使不是大多数人的直接经验，也肯定是有着久远传统的民间想象，能够激起最普遍的狂热与欲望。而恰恰是这类基于人类本能的欲望，被试图改天换地的枭雄用来逞一时之快。因此，掀起反富豪的运动，在任何时候都不乏理由与社会支持。这类运动如何演变为某个一定规模的文革式运动，薄熙来已经在重庆大张旗鼓地演示过了。如果痛打某些为富不仁者，作为一介草民的我，未必不痛快。但作为文革过来人，对任何法外的政治运动都不能不持强烈的警惕与忧虑。

在那个“崩溃边沿”拯救了中国的，既不是在教科书中唱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，也不是战无不胜的什么思想，而是以市场为旗帜的那种主义。当初你完全可以选择排斥市场的任何其他主义；但一旦选择了市场，就不再可能排除由市场带来的一切，其中首先就包括某种程度的贫富分化，自然也包括富人！如果坚持要市场的效率但不要富人，那就只能到别的星球上去！在资金外逃、人心浮动、移民蜂起的困难时期，鼓吹劫富济贫，鼓吹什么人退场，以募捐的名义抢劫富人……，不可能带来“共同富裕”，只能导致“共同贫穷”！

市场远非完美，目前中国的市场环境尤其问题多多，富人们亦未必都是善类。但在任何时代，富人都不是恶的真正根源。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：

惩罚富人，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唯有酿成更大的灾难！

中国的经验表明了，惩罚富人确有巨大的政治收益，因为这首先受到小民的狂热欢迎。这是中国悲剧的一个主要特色。同时也应注意到，官员们虽然自己也是富人，但他们多半强力支持惩罚富人，除了可能从中渔利之外，更指望转移对他们的民怨。

朝野都有一些人在起劲地鼓吹：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贫富分化。这种论调当然有其现实依据，但眼观现实而又思想透彻的人，却不能不正告世人：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无处不在的特权！与官员的特权之危害比较，没有特权的富人真算不了什么。庸劣官员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仇富，不无保护其特权的考虑。

惩罚富人而放过特权，实际上是误置了目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