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幸的悖论

仅仅从字面上看，也知道“义”与“利”是不可调和的。如果再听听古圣先贤的教导，就更加没有疑义。亚圣孟子的话最明白：“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可见在“义”面前，“利”简直没有容身之地。“义”之高尚，直上云端；否则，人们就不至于说“义薄云天”了！但若一项“义薄云天”的崇高事业，终究得由利益来驱动，人们将作何感想呢？不会认为是一个很荒唐的悖论吗？

崇高之巅

你一定听说过有关“幸福”的故事。一个童话说：一群小朋友到处寻找“幸福”，他们一定想象“幸福”是某个甜美的少女，有意躲着不肯见人了。小朋友们在苦苦寻找中虽然未见“幸福”，却增加了种种阅历。

在现代中国，如果要找的不是幸福，而是崇高，那么根本就不必费力，因为崇高无处不在，满山满谷，每个人身边、嘴头就有。人们不再为寻找崇高而费心，倒是要为躲避崇高而烦恼。崇高老是在纠缠着你，倘不躲避，就无片刻安宁了。

你还在听童话、读童话的年龄，崇高就已经光临，让你心生敬畏了。你在获取任何其他知识之前，首先得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最伟大：祖国伟大、党伟大、领袖伟大！当然，伟大就是崇高，是需要伸长脖子仰头而望的！

一旦戴上红领巾，你就知道更多的崇高：你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关于红领巾、红旗、革命的故事，这些都无比崇高，让你热泪盈眶。

再大一点，你就能望到所有崇高由之发出的那座圣山了：它虽然不可攀登、不可趋近，却已经晃动于你的视野之内，光芒四射；它已经不再属于尘世，而已高据天堂；它不是未经超升的凡人们的住地，而是高尚人类的乐园；它排除了任何人间苦难，仅仅留下世人追慕而难得的幸福；它不再沾染任何尘世污浊，是圣洁无比的伊甸园；它绝缘于人们所不齿的一切：愚昧、私欲、贪婪、暴虐……，仅仅拥有智慧、无私、自律、仁爱……；它将是你未来幸福之所在，是你的最终归宿。它的大名唤作共产主义！

共产主义就是幸福，就是伟大，就是崇高；是人类所发明的一切壮丽词汇的唯一体现者，是真正的崇高之源；所有崇高都在其中了。

你想知道共产主义所拥有的那些崇高事物吗？根本不必费心去查找，从中学甚至小学年代开始，就会有人向你一遍又一遍地宣讲，直至让你背下那些言辞。从那时起，你刻骨铭心的印象就是：共产主义拥有崇高的制度、文化、生活、道德……，全都达到人类文明之巅！

共产主义拥有最崇高的制度，这就是公有制！那里不再有剥削、压迫以及由罪恶的私有制所培育的一切。

共产主义拥有最崇高的文化；此前的旧文化，都将作为有害垃圾而被彻底扫除！

共产主义让人们过上最崇高的生活，是真正的圣徒才配享受的高尚生活。

共产主义拥有最崇高的道德，那是连古代圣贤都难望其项背的尽善尽美的德行，它孕育出全新的人，是圣徒般的新人类。

你被告知了这一切之后，能不心情澎湃，直奔那个无比崇高的目标吗？能不下定决心去为之奋斗吗？

势利之谷

你自幼年开始，所受到的种种教育，就是立志去攀登那座最崇高的圣山，你的人生、你的奋斗、你的一切都因此而变得崇高起来。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：

攀登之路漫长、艰难且充满困惑。

漫长与艰难都在预料之中，因为早就有人告知：应随时准备为崇高事业而牺牲！牺牲尚且不足惜，还能畏惧漫长与艰难？但困惑却不在预期中。为什么而困惑呢？当然不是为漫长与艰难而困惑。所困惑者竟然是看来很荒唐的如下悖论：

为达到崇高所用的手段，一点也不崇高！

为了建立最崇高的公有制，就需要剥夺。在你的想象中，或许仅仅是剥夺黄世仁、刘文彩、周剥皮……，其实，也要剥夺陈嘉庚、卢作孚、荣毅仁……；还要剥夺千千万万平凡至极的小康之家，剥夺他们仅有的那可怜巴巴的一亩三分地，将他们赶入那个空荡荡的伟大公社；也会剥夺——如果真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话——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家，尤其会剥夺马克思的那种高度个人化的安乐窝，让他彻底融入无产者的大众化生活。所有上述剥夺，可“不是请客吃饭”，其暴戾程度已为众所周知，不忍多说。一句话，无论公有制有多崇高，剥夺却一点也不崇高，实际上是十足的暴虐！

为了创造崇高的新文化，就需要首先打扫容纳新文化的场地，让旧文化“净身出户”。这不是什么文绉绉的行动，而是真正的“扫除一切牛鬼蛇神”；那种“扫除”大戏惨酷到什么程度，文革表现得再清楚不过。孔夫子的老家被掘地三尺，孔夫子或许不足惜，但后人留下的文物何辜？肆意破坏，纵然卑劣，却被用来为崇高铺路！

为了将芸芸众生带入崇高之境，首先就要毁灭当下的卑下生活。可别误会，这可不是去打扰大人物左抱右拥的愉快舞会、妨碍康生高雅的文物收藏、改变江青任何一点点上海滩的生活习惯、收缴张春桥的任何一部线装书——这些都是崇高的无产阶级生活。需要改变的只是闾巷小民，让他们弃绝最后一点点“低俗”的个人爱好；无论衣食住行，包括发式这种细微末节，一概以样板戏中的榜样为准。

为了培植崇高的新道德，就需要彻底扫荡旧道德，凡与“仁义礼智信”沾边的一切，都在扫荡之列。扫荡的方法，正是红卫兵的伟大创举。实际上，红卫兵之所为，不过是证明一个悖论：

必须以不道德来培植道德！

凡此种种，都指向同一可悲的悖论：

达到崇高天堂的道路，恰恰通过毫无崇高可言的地狱！

为实现崇高的目标，需要有非常之人，干非常之事；而为此，又需要有非常之动力。那么动力是什么呢？难道不是远处那座崇高灯塔的吸引吗？难道崇高本身不就拥有所需要的全部吸引力吗？

偏偏不是这样，恰恰主要有赖于崇高之外的动力！

这一类的崇高事业，只能由非崇高的力量来推动！

又是一个不幸的悖论！

如果真是这样，岂不是一条全新的定律，那就真是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了！只是，它太新颖，竟然一时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来。

只是尚不清楚，所需的非崇高力量是什么。它是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吗？它确实是第一推动力，名字唤作利益！要让建造崇高者，获得利益、盯着利益、被利益所驱动、服从普遍有效的利益机制！

崇高与利益，或者义与利，究竟是友好结盟，还是不可调和的生死斗？

要人们愿意甘冒矢石冲锋陷阵，去建立公有制，首先不妨让人们尝足私利的滋味，在小姐少奶奶床上享受一番。就有人看到，老苏区还留下这样的标语：打到某某地，睡财主的少奶奶去！这不比抄一大段马克思语录更有效、更有创意吗？要人们能作大贡献、作大牺牲，就要给予大名誉、许诺大前景；要付出在后，就得给予在前。这些都是浅显的常识；只是在崇高的目标之前，呈现为一个不幸的悖论。
那个为朝廷付出了生命的千古英雄文天祥，对于他在入仕之始所获取的那个状元称号，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！你能说，能否金榜题名他都无所谓吗？不过，就有人想象：现代人的境界，就是远远高出文天祥之上，你能相信吗？

至于今天，联系于崇高的利益考量，进入了人们不曾想象的新境界——以最直接、最鄙俗的方式诉诸利益。要求人们爱党爱国，当然崇高极了；但如果某人不肯就范呢？最简单、最有效的办法，可不是什么“晓之以崇高道义”，而是“晓之以赤裸裸的利害”：你就不在意妻子的工作、孩子的学业、自己的安全吗？如此酣畅地说清楚利益，该多爽快啊，还顾得了崇高吗？我有时不免疑惑：说出这一大堆利益的人，难道不担心自己被对方小看、难道不担心被人讥为势利小人？这当然太书生气了，干这一行的人，早已坠入势利之谷，早已悟透人生，哪能还有这些顾忌？他们真的曾经知道、或者还记着自己的目标很崇高吗？

道德真空

你可能没注意，唯崇高是尚的人，并不愿多谈道德；至少，在比较学术性的气氛下不谈道德。我揣度，理由有二：其一是，崇高已囊括世间所有道德，还有什么可谈的？其二是，追求崇高这件事，无论怎么说，都是一件高度功利化的事情，而完成任何功利化的任务，都不可能拘泥于什么道德，谈道德何益？你看到马克思大谈道德吗？列宁喜谈道德吗？

只记得道德的人，一定难成事，更别说成就伟业了！

只有到大功告成、希望久享太平盛世的时候，人们才有心记起道德。不过，此时多半是教导他人讲道德，而并非自己守道德了。

追求崇高而不谈道德，于其事业也许无碍，但社会很可能就惨了。

对今天的社会，玩世不恭者与愤世嫉俗者可能看法迥异，但要他们对当下社会作事实判断，则多半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一个很难听的词：道德沦丧！不过，我还是用一个似乎稍好的词：道德真空。真空只是什么也没有，而沦丧则可能剩下一大堆垃圾。

要说明“道德真空”到什么程度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对照已许诺的“崇高道德”；对于后者，马克思固然说得不多，但现代领袖却说得不少，其最著名者就是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。不要说什么“自己就没有做到”之类的蠢话，你去看看原文，他哪一个字涉及自己？时时想到大人物遵循普通人规则的人，肯定是天底下最不懂世事的人！

我也不认为，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这句格言无人遵行；恰恰相反，实际上人们几乎全做到了，只是需要作这样的解释：

毫不计及个人地利那个天下第一人！

周恩来就正是这样一个典范。他身患癌症，命都不要了，就是百依百顺地服务于领袖。你会说，他不得不如此啊。普天之下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的人，何尝又不是如此！就不必太苛求于人了。

上面这种解释过于惨酷，并不令人愉快。一旦超出这个解释之外，道德真空的景象就赫然在目了。每个人身边有些什么，谁不心知肚明，只是谈起来没大意思罢了。这些我都略去不提，只是对一件事情感兴趣：在道德真空里还有崇高吗？

怎么没有！多着呢。

今天，不仅仍然是一个富有崇高感的时代，而且恰恰是被崇高所包围的时代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岂能有那样多的道德模范、那样多的“感动中国”人物？

伪君子社会

有了这一切之后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缺陷：今天的崇高耐远眺而不耐近看。如果近看，就会如同“皇帝的新衣”一样显露真容。这种崇高岂不成了伪善？而伪善之人岂不就是伪君子？如果一个社会的很多成员——尤其是那些最具影响力的显赫成员——都成了伪君子，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只能称为伪君子社会了。

一个伪君子社会很恐怖吗？

人类有君子与小人之划分，这是孔夫子的遗产，是好是坏都得由孔夫子负责。或许后世人都误解孔夫子了：孔夫子划分君子小人的依据是社会地位而非道德形象。不过还是依约定俗成，凭道德的高下来界定君子小人罢。任何社会中都不会有太多君子，即使贞观盛世也不例外。那时不也很好吗？可见未必一定要什么人人皆君子。只要国泰民安、家给人足，就非常不错。

人类的许多灾祸，恰恰来自好高骛远、志大才疏。惯于以大话欺世盗名的人，一旦受到挫折，就会本能地将想象当作现实，以虚假作为实绩。这就为伪君子的出现准备了最好的土壤。如果这种逻辑成立，那么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：

一个唯崇高是务的失败社会，必定是一个伪君子社会！

这不显得是又一个悖论吗？

现在，你可以循名责实、仔细考察一下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了。它有崇高的目标吗？它追求崇高而且矢志如一吗？他最终实现了崇高或者已接近于崇高吗？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它在走向崇高的道路上遭受了重大挫折吗？它至今还坚守着自己的崇高目标吗？它依然真诚地相信自己拥有一个崇高的现实吗？如果并不能确信自己成功了，也不能确信已经崇高起来了，那么，很可能就得痛苦地承认：

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，其实就是一个伪君子社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