群雄的现代化

在中国现代史上，有一个广泛流行、且事关国运的说法是：如果没有谁，那么就如何如何。说这种话的人，很有一种世事洞明的自信派头，不管他侃侃而谈的一番高论有多难以置信。比如，“如果没有谁，中国现代化就将如何”这样的高论，你能轻易当真吗？如果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声称无论什么欺世盗名之徒，一旦问鼎中枢，就可能同样整出现代化来！你能相信吗？

文革派的现代化

谈到现代化，许多人不免有一番激动。我们今天多少享受到了一点现代化的福祉，不免要为自己庆幸。如果承认现代化的滋味还算不错，那么回首当年启动现代化事业之际，那种波诡云谲、前景莫测的时局，就让人不胜唏嘘、感慨系之！

文革结束之际，国家境况有多惨，今天不太有人去回想了。就说那时还不如二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德国，也不算过分。记得在文革结束后不久，一些外国人在访问中国之后，发表观感称：所看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原始社会！如果你有本事穿越时空回到40年前，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感觉。凡是有过这种印象的中国人，多半会毫不犹豫地承认：今日之中国，真有点现代化的景象了。

如此抚今追昔，或许就会有人发表一番感慨：如果没有某某启动改革开放，哪来现代化的今天！是否有人对此置疑，暂且不论。真正令人惊异的是，立即有人反驳：没有某某的改革开放，照样有人搞现代化！你能说，张春桥就不会搞现代化吗？

持这种看法者其实大有人在，并非只是个别人的奇谈怪论。这些人并非反对改革开放，也未必是文革余孽。他们所遵循的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智慧：认定某些事是任何人都不免要做的。就好像说到项羽时，就可能有人说：一旦项羽坐了天下，还不是会像刘邦一样大杀功臣！项羽将会如何坐天下，无从知晓，且不置论；能肯定的是，搞现代化与是否砍人头绝不会是一回事！

那些认定张春桥也会搞现代化的人，并非认为张正是倾向现代化的人。他们的逻辑是：不管哪个坐天下，都得争取民心；而为此就得改善人民生活；这就得实现社会安定，全力以赴搞建设，这不是搞现代化又是什么呢？这种逻辑，初看起来似乎无人能反对。

这种逻辑恰恰不能成立！坐天下者治国、理政、让天下人休养生息、安居乐业，实现民富国强，当然是常理所在。但这不叫现代化！“什么是现代化”，大概是许多人认为无需回答、也不愿意回答的问题。现代化肯定不等于富强！否则，两千年前就已现代化了。

现代化首先得有现代元素。现代元素是什么？不必急于举出甲乙丙丁，重要的是指出：现代化元素源自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国家。是哪些国家？这就不必多说了。

无需长篇大论，更无需引经据典，就能写出对现代化的一个简单表述：

现代化就是跟上最先进的国家所引领的世界潮流。

一定得追赶别人，这很没尊严啊！完全不必丧气。如果哪一天中国成了世界最先进的国家，那么“现代化就是跟上中国所引领的世界潮流”！这岂不很有尊严？当然，谁最先进并非由自己说了算，每个时代都有自然形成的某种共识。

现在不妨问：文革派有跟上世界潮流的认识与意愿吗？那就去看看他们在文革中说了什么、写了什么、做了什么吧！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，这样的主张还能跟上世界潮流？当然不妨设想，文革派当时说的不是真话，到时候他们会亮出真实想法，或者至少会拐弯子。确实不少人拐了弯子，但那四个人就是不行，张春桥尤其不行。只要看看他们后来——包括出狱之后——的言论就知道了。张春桥在他那些可称为“政治遗言”的文字中，对他的“文革理论”信仰之深，我不禁大感惊讶。一个想必阅读广泛的人，一个应当智力不低的人，在目睹了上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变局之后，在有足够时间检视自己一生之后，仍然能让自己困守窠臼，仍然相信“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”是唯一的救世良策，实在不可思议！

因此只能说，不可能有“文革派的现代化”这回事。

凡是派的现代化

“凡是派”这一名称，在中国政治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，今天的年轻人大概不再有什么印象，在未来的政治史著作中也未必能占据引人注目的位置。所谓凡是派，就是“坚称凡是文革领袖主张的思想都要继承”的那些人，它以华国锋为首，还包括华的主要盟友汪东兴、陈锡联、纪登奎、吴德等。

如今天众所公认的，华是朴实、厚道之人；但这种特质，并没有妨碍他遵循权力的逻辑——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运用铁腕手段，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一生最精彩的大手笔，当然是一举清除四人帮，并且就在干成这件事的当天，接过了领袖的桂冠，只是将前任领袖享用的伟大二字换成了英明。至于他是否在其任内表现出足够的英明，则颇难定论；主要原因之一是，他真正主政的时间太短了，不过一年左右。1977年夏邓小平复出之后，华实际上只能演配角了。

华是不是地地道道的凡是派，迄今都有争论。这件事意义并不大。要紧的是，他以这个罪名被排除出局了，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。

无论华国锋是否为凡是派，他都是现代化目标的忠实追求者。大概没有人认为华是特别具有远见卓识的人。华对现代化的理解，不会超出“民富国强”这种认识。这就决定了，“凡是派的现代化”主要就是经济的迅速增长。在这件事上，华来不及做太多事。唯一一件颇具影响、且已载入史册的大事，是发生于1978年的洋跃进，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某种重演；洋跃进的不同之处是，它难得地利用了外国资本与外国技术。权力过渡之后，洋跃进也就跟随华国锋而退了。

如果假以时日，“凡是派的现代化”是否也能结出硕果，今天已没有人愿意考虑这样的问题。我的回答则不太高估华国锋。华既没有邓胡赵那样的领袖气质与胆识，也太拘泥于毛式思维，不太可能作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、改正右派、废除公社制、全面市场化等惊天动地的改革决策，因而不太可能实现一个崛起性的现代化进程。

这样一来，“凡是派的现代化”的可能前景，就未必十分辉煌了。

左王们的现代化

“左王”这一名称不知起于何人，但在邓小平“南巡”中提及之后，就风行中国朝野，后来成了流行词。左而王之，已够荣耀了，因此并不是什么贬称。正因为如此，能称左王者，只能是政界的顶级人物，普通人岂敢僭越？实际上，获此殊荣者仅有胡乔木、邓力群二人。

公平地说，胡邓二人都是中共党内顶级“秀才”，又不像陈伯达那样憨拙，颇有谋略，堪称郭嘉一类人才，长期在高层充当谋士，并非仅仅舞文弄墨而已。到1980年代，两人都进入权力中枢，实际上几乎把持了书记处，已经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了。当时在邓小平之下，实际执掌中枢的胡赵二人，是党内少有的才俊，其深得人心，更非左王可以比拟。在整个1980年代，左王与胡赵冲突不断，既有理念之争，更有权力博弈。尤其是邓力群，自视甚高，一直不服胡耀邦，早有取代之心。他在1986年倒胡一役立了首功之后，在几位大佬支持下，竟然奋起一搏，志在登顶。但用心过切，操之过急，终于弄巧反拙，从此一蹶不振。1990年之后，两位左王都淡出政坛。

左王们卫道之心操切，种种行为令人不齿，早已种下恶名。退出中枢之后，在党内就少有亲近追随者，以致晚景孤寂，似乎是落拓的政坛失败者。

另一方面，左王所秉持的保守观点与强势主张，实际上正合党内传统，后来愈来愈成为主流观点。这样，左王自然成为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实际奠基者。就是在理论宣传部门的权力布局上，左王也比胡赵技高一筹。此后30年，作为“意识形态大本营”的社科院的掌门人，几乎都出自左王门下；而思想界颇具改革意识的那些胡赵追随者，则几乎全部出局。无论左王个人晚年如何落魄，但实际上他们成了后来几代左派文人的真正精神导师。邓力群更寿星高照，过了百岁之后谢世，备极哀荣，受到出人意外的高规格礼遇，应当不是偶然的。在九泉之下，左王面对胡赵，该喜乎？抑悲乎？

对于近30年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，左王的门面冷落似乎并不重要；他们在实质上的精神导师地位，才真正具有重大意义。应当说，在现代化轨道的精神监护方面，真正打上印记的是左王，而不是什么“邓小平理论”！今天所奉行的旗帜、理论模式、语言风格、主要词汇等等，大多可以在左王那里找到出处。就能力而言，今天那些当红写手，包括某常委在内，也远不及左王，只能算是三流人物。

考虑到这些，就不能还说左王是失败者了。毋宁说，左王是成功者，是没有被授勋的真正的成功者！

既然如此，今日中国之现代化，其牌位是否应当属于左王呢？是否可以干脆说，今天所拥有的现代化，实际上竟然是“左王的现代化”呢？如果没有邓小平的“南巡”，“左王的现代化”这一表达，不会显得更真实吗？

总设计师的现代化

在文革之后的20年间，中国政坛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、起落沉浮，能够稳定局面的真正灵魂人物，毫无疑问是邓小平。邓当然不是张春桥、华国锋、胡乔木那一流的人物，他是真正划了时代的人。公平地说，在中国现代领袖中，邓是最重实务而不尚虚荣的人，是置身权力顶峰却从未加冕的人。在华盛顿以国宴接待的外国政要中，邓是唯一一个仅有“副总理”头衔的人。

但仅仅“总设计师”这一头衔，其含金量就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头衔。不过，这一头衔是邓在身后获得的，是邓之后的领导层对邓所表达的最后敬意。但恰恰是这一头衔并不适合邓，当然也不适合别人；因为改革开放不是“设计”出来的，而是“摸”出来的。这一结论对于邓毫无贬意。任何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，都不可能设计，而只能顺应时代的自然趋势。这样说似乎颇失自信，肯定不为掌握“宇宙真理”、忙于顶层设计的大人物所接受。

同样的道理，邓小平也未曾设计中国的现代化。

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，正是邓启动且主导了文革之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。如果将这一现代化进程称之为“邓小平的现代化”，大概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；即使那些不完全认同邓的人，或许也能接受。

那么，邓小平的现代化成功了吗？

坚持现代化应属于邓小平的人，可以抬出“邓小平理论”作为依据。但实际上邓是一个没有理论、也不在意理论的人。或许这正是国家之幸；如果邓是一个理论家，很可能今天就没有这种程度的现代化了。没有理论不等于没有目标；邓的目标明确、直观、朴实，一如他的一贯风格。邓的目标由数字构成：20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两番，达到人均800美元；再过50年之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。当然，这些都不过是“国富”的内容，并不及其他。

依据如上标准，邓的现代化确实成功了，而且是“超额”的成功！在一定意义上，邓实现了一百年来无数先贤的遗愿。仅就这一点，也应当给邓小平树碑！完全可以说，邓是上世纪堪与孙中山并列的最伟大中国人。

那么“跟上世界潮流”呢？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与生产方式，追赶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方式，认同已成为世界主流的市场化等等，这些无疑都是“追赶世界潮流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但任何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都知道，世界潮流并不限于这些，还有许多方面——恰好是最重要的——邓却无意追赶。简单说来，邓不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，看到在中国实现以西方为范式的政治现代化、观念现代化等等，他担心那样会颠覆现存的权力结构。他首先关心的，是“稳定压倒一切”以及“两手都要硬”。至于在他身后，政治现代化是否终究不可阻挡，他并未明言，其真实想法如何，或许永远无从得知。

这样，邓的现代化就至多成功了一半。如某些明智之士所警告的，如果没有政治现代化，已有的现代化成果，将有得而复失的危险。这仅仅是一个恐怖预言吗？

如果出现这种“恐怖预言”中的情况，那仅仅是邓小平的悲剧，还是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