奖酬太多？

你曾手捧一大笔酬金而喜笑颜开吗？曾被表彰授勋而荣耀无比吗？曾被加官晋级而幸福至极吗？所有这些好事都是几乎每个人梦寐以求的，却并非每个人命中注定的好运，大多数人不过是留作梦中快意罢了。赐予这类好事就是“激励”。激励肯定是当今世界每个人多少得面对的东西，但只有少数幸运儿才收获优厚；他们自己以及世人，会抱怨“奖酬太多”了吗？会批评激励过头吗？

激励种种

无论你是否关注激励，都绝不可能与激励无关。激励基于人性，人性本能地趋利避害。倘若有人以激励相诱，本性趋利的人岂能毫不动心？说激励在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，亦不为过。就是动物界，也未必不用激励。人之驯服动物，则几乎完全依靠激励。

你对孩子说：乖！做完作业就买糖给你吃。这不就是激励吗？但这种激励太低级，你或许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那些更高级、设计得更精巧的激励，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两样。

观察激励，并不需要去特别场所，日常生活中就处处用激励，花样百出。在较专门的领域，就形成了某些较稳定的、系统化的激励方法，这就是所谓激励机制。一些已经常规化的激励如下：

工资——公私部门给其雇员发工资，似乎天经地义，没有人特别想到这是什么激励。但要某人给老板白干活试试看！在涨工资的时候，如果你与别人不同，就不能不感觉到工资的激励作用了。至于目前的工资制度设计得不好，致使其激励效果不彰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下，工资成了劳动力的价格，它决定于市场中的交易。此时，工资成了一种市场信号。

奖惩——驯兽师给动作正确的猴子一根香蕉，对错误者揍一下，这就是奖惩。人类社会中的奖惩或许更体面，但实质上并无不同。你可能没在意，传统中国的奖惩或许居世界之最，其滥用的程度不能不使外界观察者惊讶。我常想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几乎是一种幼儿园文化，在任何层次的人群中，都不加区别地使用粗鄙的奖惩办法，根本不在乎斯文扫地！我就听说过，在政协委员中也是评先进的。如果每年在政治局评一次先进，在电视镜头下给先进者戴大红花，就如幼儿园一般，岂不煞是好看！

从字面上看，惩罚似乎不是激励；但它是激励的不可缺少的补充，可称之为“负激励”，实际上是激励的应有内容。

升迁——无论官场、学界与业界都需要考虑升迁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升迁的重要性大概也居世界之最；特别，倘若没有升迁，那个世界最大的官场金字塔如何有效维持？一些奇葩升迁颇为有趣：学校教师曾经中止升级达20年之久！1980年代，当我去见一位能力非凡的大学老师时，他已经做了20年的讲师了。就在那时，陈永贵则直接从农民升为副总理，已经说不清晋升多少级了！

此外的激励方法形形色色，甚至千奇百怪，也不妨归入如上三大类。例如，授予“活雷锋”称号、尊为“国学大师”、树立为某某标兵，都可算作奖励；封为“无产阶级革命家”、定为“文艺旗手”，则不妨视为升迁，如此等等。

一般而言，社会成员有激励者与被激励者之分。至于是否也是恩主与蒙恩者之分，那么就得看文明的类型与社会氛围了。

娇宠所在

在一定程度上，激励是可以量化的，例如薪酬数量、奖励等级、晋级高下。这些数量决定了激励的强度。无论是制度化的激励，还是随机的激励，都可能出现畸高的特例。这种激励将特别的优惠加于一些幸运儿，让其成为娇宠对象。畸高的激励多半有非常负面的后果，不免遭人非议；尤其是那些使一些人陡然大富的畸高激励，备受社会抨击，不妨归入“激励之恶”。

范冰冰成为新闻人物，已非一时了。她的那些碎闻琐事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我只关注一件事：范冰冰一类的演艺明星，天文数字般的收入，以及其应纳多少税款，是被什么人、什么机制管着？最近听说有人开始算总账了，而且特别发明了“劣迹艺人”一词。明白人一定会问：是谁制造了“劣迹艺人”呢？这些追责者仿佛最近才从外星球来到人间，根本不觉得对此前的事态有半点责任！

谈到金融巨鳄的暴富，人们的目光首先朝向华尔街，那里的金融操盘高手，每年数以亿计的奖金早已不是新闻。这样的事，不仅令市井小民愤愤不平，也让奥巴马寝食难安，更让川普义愤填膺。全世界都盯着美国总统，但无济于事。可见，总统权力不足以干预华尔街的收入。这就让人明白：问题在于机制，个人并无责任。但是，机制究竟有多大力量，才使总统权力不足以撼动呢？不要以为事不关己，今天的世界已密切到这种程度，华尔街的震动可在瞬间传到上海！

如果说，“一个戏子”富可敌国，在你心中激起莫大愤怒，似乎还有一些理由；那么，畅销书《哈利·波特》的作者罗琳因高额版税而致巨富，又该如何呢？她正受到全世界的娇宠呢。况且，文学创作可是崇高的工作，没有人能说罗琳不值。但还有无数作家或许拥有更有价值的创作，却不能依靠创作养家糊口。或许没有人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，但你能告到哪里去？英国首相可管不了这类事情，你只能问市场去，而市场从来是不能被“公平”之类的理由打动的。

这些事实表明，当今世界的激励机制，实实在在地娇宠着少数幸运儿，让他们成为顶级富豪，使数量大得多的人深感不公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种机制并非出自个别人的设计，而是市场环境长期演化的结果。这才是这类机制牢不可破的原因所在。但这并不意味着，权力对之完全没有办法。征税是全世界都认可的方法，却也未必简单。

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是颇有道义情怀的社会党人，他在任上提出了“富人税”的法律，结果是不少巨富——其中不少正是受到娇宠的艺术家——带着沉甸甸的财富走了！无论奥朗德如何不乏善意且勤政，他下台之际成了法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。有了前车之鉴，现总统马克龙废除了“富人税”，即使在“黄背心”的猛烈冲击之下，仍不肯让步，以致被讥为“富人总统”。那些满腔热情，志在“共同富裕”的人士，目睹了这一切之后，是心灰意冷，还是另有所思、敦促富人认捐、筹划别出心裁的“三次分配”呢？然而那于法无据，马克龙们岂敢！

过头的激励制造了一批被娇宠者，或许是一种遭人诟病的恶。当下的奇景是：恰恰是那些对这种恶负有责任的人，出来谴责“奖酬太多”并不动声色地收割韭菜，这样岂不制造出更大十倍的恶！

阴影地带

如果说，娇宠少数人是激励的一种恶，那么它还只是相对较轻的恶。下面就要说到更大的恶，这就是：激励忽略了理应受惠的广阔地带，那里永远处于阴影之下，得不到激励的阳光雨露。习惯了阴凉地的人，也许并不特别感到这有什么不公平；但实际上，这种“阴影”的后果更严重，因而成为激励的更大的恶。

被晾在阴影中的人甚多。或许，每个人都会认为，自己正是急需晒晒太阳的阴影中人。较客观地看，下述三类人或许最不应待在阴影中：科学家、文化学者、作家。倘这些人得不到阳光，文明将有致命的损失。此处没有提到技术专家、艺术家，他们的重要性当然不容置疑。不过，他们通常处于较好的生存条件下，日子多半颇为滋润。

科学家——在民众与媒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俏皮话是：制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！应当说，今天这不再是事实。不过，近来又流传一句话：搞科学的不如唱戏的！这倒是事实，而且全世界都是如此；已经习惯了的科学家，倒不见得有多愤懑。科学家选择相对清贫的科学行业，肯定不是图取财富，而是基于志趣。但如果科学家普遍陷于困境，选择科学道路的人就必定减少，其后果如何不言而喻。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著名大学，报考理科的学生都在减少；据说英国大学每年招到的物理系学生还不到一千人。这是一个信号：情愿献身科学的人少了。年青人是否已感受到科学殿堂中的寒意了呢？

文化学者——这种行业大概比科学界更冷清。今天有多少年青人愿意去学哲学、历史、考古、国学、美学之类的专业呢？其实，恰恰这些领域理应使专家与大众都感兴趣。但这种理由抵消不了实际利益的考量。如果所有有才华的年青人，都避开文化领域，我不知道，我们是否还能信心满满地说，未来将建造高水平的文明？

作家——罗琳与莫言都成了富豪，作家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在于其他作家多半成不了罗琳、莫言。平均来说，作家的稿费还不够吃饭，更别说养家了。因此，世界上的大多数作家是业余的，并不靠写作为生。像中国这样，不写一个字的作家，靠不低的工资也成了“中产”，当然再无话说。但由纳税人白养作家，本属奇葩，未必能永远如此。一旦“改了制”，你就等着瞧吧！

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中外，一般作家都富不了。那就只有学金庸去写《射雕英雄传》了。且不说，并非每个作家都长于此道，即使都能，一个除了武侠小说之外再无其他书可读的社会，一定很惨！并不是说金庸不行，但任何畅销书都价值有限：下里巴人而已！下里巴人当然可以丰富生活，但不足以培育高品位的文化，社会终究还需要阳春白雪。一种让所有阳春白雪的作者都穷于生计的机制——今天似乎普世皆是——就不要指望什么文学珍品了。

与“阴凉中人”谈“奖酬太多”，自然荒唐且残酷。但谁有办法将温暖送给这些阴凉中的人呢？

自由境界

现在已经清楚，无论是娇宠还是阴影，都构成当下的激励之恶；两者都来自激励机制本身，并非需要某个个人担责，因而无望通过强势个人的干预来改变。而且，这种恶是任何激励所固有的，也不可能通过“完善激励机制”来完全消除。

那么，人类是否只能永远屈服于影响激励机制的无意识力量呢？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。不过，无意识的恶只能靠无意识的力量来克服，这就是靠文明的进化。

今天世界——并不限于中国——的主流，当然不是安贫乐道、心无旁骛、不计荣辱得失，矢志于献身科学、文化、艺术或者其他高品味的行业。但也不必将世界想象得太坏，毕竟还是有并不太少的人，不太在乎激励的取向，不计功利地专注于自己的兴趣。无需古道热肠之人去资助他们，他们过得还不算太坏——今天，任何足够发达的社会，都会让它的每个成员过得不太坏。随着文明的上升，这些自得其乐的理想追逐者，生活境遇也将与日俱升，他们自己及其家人都不再感受到环境的压力。这不只是更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成就，而且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同道。

至于激励呢？它迄今仍然是一尊万能的神，没有人不承认它的神威。我不敢预言它将退出历史舞台，但相信它本身也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进化：激励的阳光雨露，将不再仅仅来自老板、政府、公众、社会——总之是来自“身外”，而也可能来自“身内”，即所谓自励。真的，人们怎么就不能想到自励呢？每个人的心目中，有那样多堪为偶像的励志者，他们的主要力量来源，不是自励又是什么呢？自励于我们并不陌生啊。今天，或许自励还不是社会的主要动力。但难道不能设想，文明的进化会造就愈来愈多的主要依靠自励的人吗？

这样一来，你不妨大胆推测，一个全新的时代将渐渐来临！那是这样的时代：大多数人从狭隘功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依据自己的理想，去发展自己的能力、智慧与事业。这将成为人类的普遍追求；大多数人将成为真正的自由人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，而是思想、爱好、品味、信仰上的自由人。

这不会是又一个乌托邦吧？迄今为止，乌托邦只是给人类带来荒谬、恐惧与灾难。上面对未来憧憬的描绘，如果是某个自命的救世主说出来，真的会被人们认作乌托邦。不过，你可能没注意到，乌托邦与人类的合理理想之间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别：前者有由先知设计的蓝图，有救世主带领大众去变蓝图为现实；后者则不依靠任何设计师与救世主，只是寄希望于一个自然的文明演化进程。这种希望现在看来有些渺茫，但至少不致诱使人们去折腾世界、引发灾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