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类汉奸

在大多数人眼中，汉奸不就是秦桧、汪精卫之流吗？这些人身居高位，确不乏卖国的本钱。此外，历史上效力于异族的汉人多多。如果一介小民，为求生存而替异族效犬马之劳，那么，这样的人或许会当作奸细治罪，但未必有资格承受一顶正式的“汉奸”帽子。在异族朝廷稳坐江山之后，更有不少汉人心安理得地在新朝任职。以上两类人都难脱汉奸的色调，但似乎又不宜算作真正的汉奸；否则，整个《二十四史》就得改写了。那么，这些人岂不成了“另类汉奸”？对于一个文明古族来说，另类汉奸的存在，只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常态，还是一种不堪承受的历史污垢呢？

附于夷狄

我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抱怨自己的内奸太多；美奸、英奸、俄奸等等，似乎都不算常用词。但汉奸肯定是一个常用词，近年来则简直近于火爆！有知名学者正式发文，感叹中国的汉奸“何其多也”！其所举证据似乎难以辩驳，我不持异议。不过，我想补充一句：恐怕“假汉奸”也太多了！你不妨看看如下两类汉奸是假是真：

其一是，在网上骂战中被骂为汉奸者，多到快要使人以汉奸为荣的地步——既然一些公认的优秀学者都被骂为汉奸，你能不乐于与这些汉奸为伍吗？最近，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披露，他也成了别人口中的汉奸！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汉奸罪行，只知道他自己掏钱数百万，从俄罗斯购回大量涉华档案，为民族立了大功，是否因此而成了俄人的“带路党”呢？

其二是，历代异族王朝的汉臣，例如曾国藩之辈。这些人历来被指为汉奸，只是近年来的评价才逐渐趋于理性。如果这类人全被定为汉奸，那么在《二十四史》中有传的人，说不定就要去掉三分之一！你不妨算算，仅仅清代就有多少？别含糊，连梁启超、谭嗣同都成了汉奸，他们的后人该到哪里论理去？

但如果将所有清代汉臣从汉奸名册中剔除呢，岂不连吴三桂也得以洗脱？如果只是吴三桂及其同代汉臣划入汉奸，后来的不算，那么该将时间界线划在哪儿呢？岂不给历史学家出了大难题！

看了这类奇葩说法之后，不知阁下有何感慨？我的感慨就是：当下中国最大的蟊贼，倒不是什么汉奸，而是那些挖空心思抡着大刀，向同胞头上砍去的爱国贼！司马南、孔庆东砍的汉奸最多，不知该得多少赏钱？只是，常跑美国的司马南，岂不走错了领赏的地方？

言归正传：对于历代异族王朝的那些汉臣，该如何评价呢？全部归入另册？如果将其算作汉奸，岂不成了另类汉奸？且暂不下结论，先看看这些人做了些什么。

古代有“夷狄”一说，最初指东、北两方边陲的异族，后来泛指所有异族，即今天称之为少数民族的那些人。他们具有低于汉人的文化，似乎没有什么好讳言的。但夷狄们——主要是北方的狄——多半比汉人强悍，对于汉人朝廷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。一旦汉族王朝衰败或者发生内讧，夷狄们就会趁虚而入，在中原乃至全中国建立夷狄王朝，将汉人驯服在其统治之下。那些在夷狄朝廷效力的汉人，岂不就成了夷狄的汉臣？他们是汉奸吗？这类人数量庞大，不乏杰出人士。例如北朝的颜之推、杨坚，五代时的冯唐，金国的元好问，元朝的刘秉忠，清朝的洪承畴等等。

在给这些附于夷狄的汉臣作出道德评判之前，不妨首先设想一下，他们能有什么选择。

选择抵抗。无论抗金、抗元、抗清，都没有什么胜算，唯有徒然加大已有的生灵涂炭。况且，这些抵抗所要拯救的汉人王朝，即赵宋朱明等等，都腐朽到了极点，真的值得以命相搏去保卫这些王朝吗？

选择隐居。如果既不愿为忠于旧朝而死节，也不肯依附新朝而失节，折中的选择就是隐居林下、耕读自娱了。这当然很好，清初的许多学者，正是这样打发人生。但如果心系苍生，总想干一番利在天下的事业，那么隐居就不见得是最高尚的选择。

选择仕途。其结果正是本文特别介意的，成了夷狄的汉臣，而有被讥为汉奸之虞了。其上者致力于兴利除弊、利国利民，说不定能彪炳史册。其中者则随世沉浮，但求门庭隆盛，惠及子孙；这也不过是顺应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，并非什么大恶。其下者则趋炎附势、为虎作伥，卖友求荣，残害忠良，如清初的阮大铖辈，那就难免史留恶名了；就是被目为汉奸，似乎也不冤枉。

像林则徐、李鸿章等人，其祖上早就是夷狄的顺臣，旧朝多半已经淡出记忆，自身所受的家族教育及所处的舆论氛围，都是对新朝的忠诚，叫他们选择抵抗或者隐居，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，而且也违背父祖之教，不合孝道。因此，入仕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，无论以民族大义、孔门遗教、道德高调进行谴责，都没什么意义，唯让人笑为泥古不化！这些人还得背负汉奸之名吗？就去问林则徐的后人吧。

通于列强

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晚清民国，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。与古代有两个主要的区别。

其一是，在神州大地上并不存在一个夷狄政府，就是满清也没有人当作夷狄了。况且公平地说，那时就论文化，满族统治者也不见得在汉人之下。

其二是，来自西方的“夷狄”，已经不再是被汉人蔑视的野蛮民族；恰恰相反，是汉人也不能不承认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；最主要的是，他们以史无前例的强势站立在门口了，而且虎视眈眈。他们起初照例被称为外夷，但逐渐显示出远非昔日之夷狄可比，乃至被目为列强，一个让当时的统治者不寒而栗的名字。

不同于古代的夷狄，列强的主要兴趣不在于灭旧朝取而代之，而是破华夏之门而入：让其使节驻于京城，让其船舰航于内河，让其商贾畅行内地……。这种局面，被现代学者称之为“半殖民地”，这岂不是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！

在此大变局之下，不同于古代的士大夫，近代士人面对完全不同的世情，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：

选择抵抗。这已不同于古代那些奋战边关、报效朝廷的豪杰了；抵抗列强在现代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称：反帝，即反对帝国主义。这一事业造就了一系列英雄，从林则徐到20世纪的抗日英雄，或成或败，或存或亡，都已载入史册！

选择为官。在一个正在下坠或者危难的政府中为官，并非易事。但仍然有其选择余地。在那个时代最被世人关注的是：是鹰派还是鸽派？天下事，并无定数，不同年代，大有区别。在晚清年间，鹰派一时可能收得美名，但多半不通世务，对于应对时局，殊无良策，唯有空谈误国，下场并不好；鸽派则难被世人理解，挨骂最多，背负汉奸之名，尤其是李鸿章，几乎到了“世人皆欲杀”的地步。但那时唯有鸽派对天下大势有稍清楚的认知，对于时局也有较现实的对策。到国民党时代，情况就大不相同。彼时日本决意灭亡中国，除了拼死一战之外，中国别无选择。在这种局面下，选择当鸽派，就只有去投效汪精卫了，岂不铁定成了汉奸？

选择洋务。这可是古代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而在晚清年间，却使得风气之先的那些华人趋之若鹜。洋务包括办西式产业、经营中西贸易、进入外人公司任职等等。其中最后一种职业获利最多，但口碑最差，被称为买办，至今都不能被国人原谅，大概不会再有正名之日了。其实，除了当时国家羸弱这一点不同之外，我实在看不出，那时的买办与今天神采飞扬的外企职员，究竟有什么区别。

选择留洋。这只是极少数，而且是超越时代的思想开放者。1872年，清廷选拔第一批留美幼童，几乎所有富贵家庭都不作反应，让广东沿海一带的贫家子弟占了先机。

在以上四种选择中，只有涉足洋务与留学者，才有直接沟通外人的机会，不妨称之为涉洋者。正是他们，利用对洋人与洋务的接触机会，获得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更客观、更准确的了解，不再简单地认为洋人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！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开放观念，有助于开启这个古老国家的近代化进程。但恰恰是这些涉洋者，陷入了被国人深深地误解的难堪境地。在最顽固的保守派眼中，这些人脱不了汉奸之名。

实际上，与古代夷狄王朝的汉臣完全不同，涉洋者没有效忠洋人的任何义务。事实上，其中的大多数人不失为真诚的爱国者。至于在观念、信仰、生活方式上，涉洋者与洋人有更多的共同点，乃是中外接触的自然结果，而且对于一个古老文明的转型绝对是好事。

综上所述，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，如李鸿章一类的鸽派官员、如买办一类的涉洋者，都难免汉奸之嫌，这就造成了一个不算很小的“另类汉奸”群体。在后来社会日趋激进的年代，这些另类汉奸更成了汉奸的标本，是革命批判的主要对象。

不奸之奸

以上分析仅限于“士人”。他们受过一定教育，无论依传统的或西方的价值观，都明白效忠国家的义务，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至于与文化无缘的小民，就得另当别论了。

任何人都会对某些对象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效忠，将其当作自己的义务。不同的效忠对象，在自己心中的位置是非常不同的，从至高无上到几乎完全无所谓，其看重程度大体上正比于与效忠对象的亲近程度。最亲近的是血亲，然后是亲朋故旧之类；对于有点抽象的群体，就较疏远，且对越大的群体越疏远。像民族、国家这样巨大的群体，离个人已经十分遥远，很难成为自然的效忠对象；对于这种对象效忠的义务感，不太可能与生俱来，而需要文化的熏陶与教育的培养。仅仅靠匹夫之勇，亦可以杀敌报国；但三年的牢狱之灾都不足以软化对南宋的忠诚，就只能靠文天祥那种十载寒窗修炼出来的浩然之气了！

在古代，草野小民没有最起码的文化素养，几乎没有民族、国家的概念，更不可能不教自知地效忠民族、国家。许多人很可能难以启齿说出这一点，但恐怕也不容易否定这种事实。否则就不能解释：为什么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的规模并不太大的军队侵入中原时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很少遇到来自民间的抵抗。如果新来的夷狄政权不致太坏，那么一般老百姓接受它，就几乎如同接受汉人朝廷一样。只有略有文化教养的人，才能对两者作出民族区分。

你有充分的理由谴责一个汉族士大夫投靠夷狄，却不能谴责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原农民替契丹、蒙古等夷狄王朝服役纳粮！小民没有选择，也几乎没有国家意识，你可以骂他们无知，却不能骂他们投敌。如果说，无论有意识与否，小民的效敌行为终究帮助了民族之敌，终究是一种汉奸行为，那么不妨说，这仅仅是一种不奸之奸！因为小民本身并“不奸”，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民族意义！

现在，你还能说，古代中国国难当头之际，神州大地遍地汉奸吗？历史事实确实是，女真人、蒙古人都几乎轻而易举地在中原及全中国确立了统治，他们管辖下的地区，并非人人举旗、烽火连天。几乎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“城头变换大王旗”，能有几条好汉出来奋起反抗？不能仅仅以“人人都爱惜脑袋”来解释。最根本的是，在绝大多数人看来，头照磕，粮照纳，日子照过，管他哪个做皇帝！这样的一群人，且不说称汉奸，就是称另类汉奸的资格也没有啊！

鸦片战争时期，清军以其血肉之躯，与船坚炮利的英军作拼死之搏；就在他们近处，则是大开眼界、兴味盎然的观战者——这些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清军的同胞，四乡八镇的老百姓！庚子之变中，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，同样的观战者也出现在战争现场；不同的是，此时有观战者变成了参战者，协助联军爬上城楼。洋人们记下的这些影像资料，将永远是中国人的心中之痛！你能谴责这些国人是汉奸吗？这些人多半胸无点墨，哪里知道洋人爬上城楼意味着什么！多年来盘踞在城中的那些满族老爷，曾给过汉人什么好处，值得汉人为之效忠？

愚昧啊，愚昧——除了这声长叹之外，读史者夫复何言！但谁使小民们愚昧呢？高堂之上的统治者，为免除小民的愚昧做了什么？

考虑到这一层，对于那些不幸沦为“另类汉奸”的无知小民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你不应将郁积于心的怒火全部投向“肉食者”吗？正是那些钟鸣鼎食之徒的无耻妄为，将大批小民驱向无望之境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