勇者之怯

盖世英雄楚霸王不是勇者吗？但他在兵败乌江之后，却怯于回去见江东父老；敢赴险境的荆轲副手不是勇者吗？但他在真正面对秦王时，竟然浑身哆嗦；敢于挑战全世界的大魔头希特勒不是勇者吗？在1923年的“啤酒馆政变”中，弹压者刚刚射出第一波子弹，他就调头逃跑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不是勇者吗？但与护法军尚未真正交手，他就匆匆摘掉已经戴上的皇冠……。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有临阵胆怯的表现，他们还能称为勇者吗？

匹夫之怯

无论举出“勇”还是举出“怯”，都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两者都是很普通的人类表现。但是举出勇者或者怯者，就比初看起来困难些，因为勇者可能有怯的时候，怯者也可能有勇的时候。无论何人自夸有勇无怯，还是自贬有怯无勇，都不必置信。这就不免让人困惑：是否应当区分不同的怯，难道还有勇者之怯与怯者之怯的区分吗？

正是这样！不过，要理解这一点，需要看看各种怯的事例。

在传统语境下，与匹夫一词联系在一起的，多半是勇而不是怯，所谓匹夫之勇嘛。这里的匹夫，通常意——指思想粗率、有勇无谋的个人。这样一来，匹夫之勇似乎算不了什么大勇，少有价值。既然这种勇缺乏根基，那么多半很薄弱，难以坚持，容易转化为怯。这样，匹夫之怯岂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吗？

荆轲刺秦王的故事，几乎妇幼皆知。荆轲虽然事败身死，但仍然不失为一个英雄，而且是大英雄。至于张艺谋另有看法，并没有什么重要性。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即其副手秦舞阳的表现。秦舞阳也是燕国的武士，或许功夫不及荆轲，但亦不失勇武之名，据说有12岁杀人的记录，自然被人认为是敢于赴汤蹈火之人。但这个在民间恃勇斗狠之徒，在强秦宫廷那种萧杀之地勇气如何，却不是荆轲预先确知的。

在荆轲刺秦王之时，“秦舞阳色变振恐，群臣怪之”，荆轲不得不作解释：“北蛮夷之鄙人，未尝见天子，故振慑。”这固然是为秦舞阳掩饰，但也可以说是实情。面对持刀凶徒，有匹夫之勇的秦舞阳未必畏怯；但“天子”对于他来说，却完全是一种陌生的力量，他此前或许有过一些恐怖的想象，有某种非同寻常的畏怯，是很自然的；而像秦舞阳这种谈不上什么境界与抱负的人，也没有什么精神力量去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在那种场合，岂能不表现出“振恐”来？

秦舞阳之怯，就是匹夫之怯，它不过是一个草野武夫出于生理本能的胆怯。匹夫之怯是极平常的胆怯，既不值得刻意辩护，也不必特别贬斥。

如果匹夫之怯出现在名人身上，就可能多了一层意味。

希特勒有“希魔”之名，当然不会是胆小鼠辈。但他在1923年的表现，与普通草野莽夫也没有什么两样。那时，希特勒苦心经营的“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”即纳粹党，在德国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党。但他就是胆敢用这一点本钱来“打天下”，在慕尼黑悍然发动政变，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啤酒馆政变。希特勒确非等闲之辈，他竟以其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动了赫赫有名的一战英雄鲁登道夫元帅参与其谋。政变之日，希特勒率领他的一群党徒，向慕尼黑市中心广场进发，他与鲁登道夫并肩走在最前面。中途遇到警察阻拦，在至今都不清楚谁先发出第一枪之后，双方发生激烈枪战，第一批牺牲者倒下。

后来有目击者证明，正是希特勒第一个拔腿转身朝后逃跑，直至两天后被捕。而鲁登道夫元帅，则视身边的枪林弹雨如无物，继续昂首挺胸地前行，直达目的地被警方逮捕为止。他对于希特勒的怯懦表现，深深地以为不齿，终身不再与希特勒打交道。

希特勒的临阵脱逃，究竟是匹夫之怯，还是指望留得性命以图大事，这在今天看来都不再有意义。据战时记录，一战中的下士希特勒似乎并不胆怯。即使如此，在慕尼黑的那种局面下，出于求生本能的逃跑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
英雄之怯

凡作为英雄在史上留名的人，似乎都不会有秦舞阳那样的胆怯记录。那么，英雄是否一定是毫无畏惧呢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确是有勇无怯的例子了。实际上，这样的英雄并不存在。不妨举史上最大的英雄为例来说明。

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，再没有比楚霸王更具英雄气概的人了。项羽怕死吗？当然不，他失败之后，在乌江自刎而亡了。这说明不了什么，至多说明项羽具有匹夫之勇，因为在绝望时自刎，是许多匹夫都敢为的事情。人们对于英雄之勇自然有更高的期待。那么除了杀身成仁之外，项羽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，得以表现出更高的勇气呢？这当然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，也未必有标准的答案。既然赴死并不是最大的勇，那么更值得的选择，就不能不进入精神领域的考虑了。

一种可能的选择或许是：勇敢地面对江东父老，既因自己的失败而表达愧疚，也对之奉献出最后的竭诚，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；或者为他们谋求一条出路。然而，这恰恰是一种最艰难的选择，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现实困难的压力，更有心理上的巨大障碍：一个举世闻名的大英雄，怎么能苟活下来一展妇人之慈呢？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所需之勇气，与在乌江自刎比起来，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然而，项羽终究没有这种勇气，他只是选择了较容易做到的自刎。这是一种胆怯吗？如果是，它正是颇不寻常的英雄之怯。显然，它不同于恐惧于死亡的那种匹夫之怯。
具有上述英雄之怯者，在古代也并非项羽一人。不过，更值得关注的是类似的现代例子，但后者属于另一种英雄之怯。

今天人们都知道彭德怀是大英雄。但在当年的庐山，他更像狗熊：他最终屈膝投降了。不同于项羽，彭无须选择死。他能否选择不投降呢？投降意味着承认毛加于他的所有罪名。那么不投降呢，在中国这叫做顽固坚持反动立场，其后果可能包括开除：从此不再是党的人了。从党的人变成孤魂野鬼，在那时是所有恐怖中最大的恐怖，即使勇冠三军的彭大将军，也不能不怯啊。因此，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降，以求得党的——实际上就是毛的——宽恕。害怕被党开除，这也是一种英雄之怯，当然是项羽们一无所知的英雄之怯。

无论是项羽还是彭德怀，都是在权衡之后从两害中取其轻：项羽避开受辱选择死，而彭德怀则避开除名选择投降。他们害怕的东西分别是受辱与除名；除名当然也是受辱，但是更可怕的受辱，是古人无法体验到的。因此，彭德怀之怯更加情有可原。

儒者之怯

在西方，在宗教迫害下服软的事例并不少见，伽利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在中国，至多为半宗教的儒教，起着西方基督教的作用。儒家的道统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教，不妨就视为儒教的教义。

儒家道统是任何人都不敢触碰的东西；对于儒教的叛教，也就是对儒家道统的违逆。在儒教统治中国的数千年中，且不说公然叛教，就是对礼教的轻微不敬，也是难以想象的大逆不道。这种事情，几乎不见于史载，唯一的例外就是，明代李贽对礼教的非常大胆的冒犯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儒者心中没有怯于违背礼教的想法；到晚清西学东渐之后，这一问题更趋明显。晚清年间，已看到不少西学书刊的儒者，很难完全不考虑道统的存废。对于儒家道统非常幸运——而对于国运却十分不幸——的是，有清一代竟然几乎没有叛教者，却从不缺卫道者。两个最著名的卫道者就是曾国藩与张之洞。

曾国藩的主要表现在实践领域：他以其毕生之力，力挽狂澜，保住了大清江山，从而在实践上捍卫了儒家的君臣大义。他被誉为“中兴第一名臣”，对自己的忠臣之名爱惜到什么程度，对于违背君臣大义的恐惧也就严重到什么程度。他在统领湘军的那些年的小心谨慎，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。最突出的事例就是：剿灭太平军之后，他竟然迫不及待地遣散湘军，唯恐授人以柄。

张之洞则更在意直接为卫道发声。作为晚清年间的儒学领袖，张之洞当仁不让地举起卫道的大旗，他在其影响很大的论著中，提出了著名的“中体西用”——即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——口号；在其后的许多年中，这成了保守派的核心纲领。

另一方面，曾张二人都是积极推行洋务且颇有成效的权贵大臣，他们对近代化的热心追求，不可能与其儒教信仰完全并行不悖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：他们对于儒学教义是矢忠不渝，还是仅仅出于对背离道统的恐惧，而不得不装装门面？如果说，他们仅仅是出于“儒者之怯”，那么他们之所怯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他们之所怯，与1980年代坚守“政治正确”的官员之所怯——怯于被批为违背四项基本原则——实质上是一回事吗？

怯者之勇

前面所说的英雄之怯、那些敢于有所作为的儒者之怯，都可以归属于勇者之怯。与此相对照，不妨考虑怯者之勇，二者之间有某种有趣的联系。

怯者之勇并不少见，下面两种情况或许有典型意义。

自杀者之勇——自杀纵然并不稀罕，但毕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生选择，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社会学上都值得人们关注。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，但其共同点无疑是：自杀者不敢面对某种不堪忍受的事态或者结局，例如失败、失财、失恋、失宠等等。这种“不敢面对”构成自杀者之怯；因此，自杀者之勇是怯者之勇。那么，能说自杀者有勇气吗？想必立即有人出来说教：自杀者都是懦夫，何勇气之有！这种高调在我们这里曾经十分流行，最严峻的说法就是：自杀是对人民的背叛！在极左年代，甚至没有了自杀的自由！当然不必刻意赞颂自杀者；但对自杀这种行为，也不必负评到底。我常常想，自杀者在决心结束生命之际，辗转反侧地思考着告别亲人、告别这个世界时，其痛苦与挣扎该何等激烈！你能说，那完全不需要勇气吗？

在自杀者中，人们记住了高岗、吴晗、翦伯赞、老舍、傅雷，或许不很容易记住王宝森等等。前者怯于面对被迫害的羞辱与苦难，后者怯于面对法网的追究，两者都决心一了百了！在法理上两者当然并不相同，但作为死者却不必刻意区分，不必追加太多的道德拷问。要知道的只是：这些人或怯或勇，都有其不能不如此的理由。

谋杀者之勇——仅仅“谋杀者”三字，似乎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厌恶：那是罪犯啊！但细究起来，谋杀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，并不能给予同等的谴责。如果一定要归纳出一个共同点，那么可以说：谋杀者不敢面对被害者继续存于世这一现实，这就是谋杀者之怯。至于“不敢”的理由则仍然多种多样：谋财者担心被害者告发；谋权者担心被害者妨碍其权位；谋国者担心被害者挡路；情杀者担心被害者妨碍其私欲得逞；被雇用谋杀者担心被害者不死影响其利得……。

除了安重根、施剑翘等少数刺客的谋杀有正当性之外，大多数谋杀都出于不正当的理由，因而是不可取的。在现代法治社会中，任何谋杀都将不再有正当性。

谋杀者为着各自的目的铤而走险，不可能没有求其一逞之勇；但终究是一种怯者之勇。那些有背公义的谋杀，例如谋杀宋教仁、李公朴等，则更应受到严厉的谴责。

每个怯者之勇的事例，都不妨解释为勇者之怯。例如，自杀者之勇虽然主要表现为怯者之勇；但在一定意义上，自杀者也是勇者，他对于不敢面对的那些事情之怯，就不妨视为勇者之怯。这样一来，勇者之怯与怯者之勇这两种表达就统一了。不过，要强调的是两者的区别：就勇者之怯而言，当事人的常态是勇者而非怯者；而怯者之勇所面对的情况则恰好相反。前者如项羽，虽然最后怯于面对江东父老，但并不掩其一生之大勇；后者如吴晗，虽然最后有了断自己的勇气，但并不掩其曾在权力场中战战兢兢地偷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