犹闻读书声？

颇有名气的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，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说：他发现中国城市遍地是按摩店，而书店却寥寥无几；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，不及日本的几十分之一，中国是典型的“低智商社会”，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。称中国是“低智商社会”，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愤怒异常，对中国人的侮辱似乎莫此为甚！但说今天中国人不爱读书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理由来辩解。一个人人自豪的文明之邦，真的沦落至此吗？

读书之邦

听到别人说中国人不爱读书，又想不出好理由来反驳的人，至少可以搬出老祖宗：谁能比我们的祖先更爱读书！确实，古代中国人爱读书的故事，至今都充塞着我们的头脑。传统中国，就是一个世界闻名的读书之邦。

古代先人岂止是爱读书，实际上是苦读书。涉及古人苦读的故事，见于正史、野史、札记、戏文、小说等等之中，不可计数。有些已经成了成语，例如“悬梁刺股”之类。“苦读”一词，也不是什么文学夸张；古人读书之艰辛，远非一个“苦”字足以形容。在普遍使用纸之前，哪有今天这样便携的书，书都写在竹片上了。只要想想竹片比纸厚多少，就不难想象，一部《史记》将装满一间多大的房子！将古书与今天的书，比之于1960年代的电脑与今天的袖珍电脑，一点也不过分。据说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达120斤；司马迁一天读的书，更不知有多重！“苦读”首先就意味着搬动、翻阅巨量的竹片，那可是地道的“体力活”，而且是十足的苦活啊。

或许，这还是最不足道的。古人为了省“纸”而不能不省字，而且年代悬隔，古书之难读，恐怕该列入世界之最。否则，就不会有那样多的人、用那样大的篇幅来注释古书。略知古籍的人都会有印象，薄薄的一本《道德经》，其注释就少不了一大本。传统中国学者一生的学术成就，多半就是对某本古代经典的注释，少有什么原创著作。即使读这些注释，也远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，还能不苦？

就说大多数摸过书的人，或者在私塾中将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，根本就不曾读懂他眼中的文字，也不算夸张。如果不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目的，要古人都“爱读书”，恐怕非人之常情。

尽管如此，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之邦。主要的是，永远有一部分人爱读书，而且他们通常支配了国家，这就足以造成一种“天下向书”的气象。至少有两条理由说明社会精英不能不读书，二者都关涉到中国官场的特色。

其一是，古代中国政治的主流是文官统治，在文官制度尚未成熟之前很久就是如此。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权力重心就落入儒学门徒之手，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王朝的终结。就是在汉武之前，粗野村夫刘邦在顾问们的劝说下，明白了“马上得天下，不能马上治天下”这种道理，不能不重用文士。那时的文官，或者志在当文官者，不读书行吗？

其二是，起于隋朝的科举制度，将大部分天下英才赶入读书人队伍。在科举时代，读书人不是太少，似乎太多了：普天之下的孔氏门徒，一齐挤上那条狭窄的小道，竞争为数不多的科场桂冠，能不造成不可胜数的失意文人！但科举制总算有一巨大效果：上至州郡，下至乡野，遍地可闻读书声。尽管古代没有留下统计数字，以致今天无从断定，古代中国是否为当时的世界第一读书大国。但能肯定，古代中国的读书风气之盛，是闻名于海内外的。像莱布尼兹、伏尔泰等西方名流，就高度肯定中国的读书盛况。

在古代中国，爱读书者也并非仅仅士人而已。就是在市井小民中，也不乏爱读书之人。不过，他们未必爱读儒家经典，多半看些野史稗闻、小说志异、戏文散曲等等。正是这一类的阅读，促成了古代民间文化的繁荣。

弃书之国

读书之风盛行的必然后果，似乎首先是，爱书成为普遍的时尚。其实也不尽然。并不是任何时代都爱书，也不是任何人都爱书，更不是任何书都被人爱。

草民不爱书，也不至于禁书毁书；但肉食者不爱书，问题就大了。

就是我们这个读书之邦，曾出现过几次毁书的浩劫。

最著名者大概是秦始皇的焚书。尽管焚书细节没有被记录下来，其后果应当是清楚的：相当一部分先秦文化典籍毁灭或者残破了。这个损失有多大，怎么说都不过分，完全可以说超过烽火连天的战争灾难。但这一层道理，仅可对有识之士言；与粗鄙文盲去谈毁书之祸，不啻是对牛弹琴！

此后的帝王，就没人敢学秦始皇焚书了。其实，这主要是他们明白了：历代典籍大有利于王朝利益。一旦发现某些书背离王朝利益，仍然不免重拾秦皇故技。典型事例之一，就是乾隆的大举禁书毁书。至今都有文人在赞颂乾隆主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认为他成就了千古伟业。这些人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下触目惊心的事实：在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同时，禁毁图书达13600卷！文革最早、最知名的蒙难学者吴晗，就直说：《四库》编成之后“古书灭矣”！我一直认为：

仅凭这一滔天罪行，就该将乾隆列入史上最坏的帝王。

帝王们毁书的野蛮行径，此后似乎应当绝迹。但在20世纪竟然又发生了一次浩劫，那就是“史无前例”运动中的毁书焚书。这一次毁书没有统计数字留世；但能肯定，其破坏之大超越了秦始皇与乾隆。不同于古人的是，这一次是以革命的名义。痛惜文化毁灭的人，还能去和如此崇高的名义论理吗？

无论毁了多少书，只要还有书留下来，人们依然可以去读余下的书，致使国土之上仍闻读书之声。但如果即使有书也没有人愿意读，那么我们的文明就真正到了“危急存亡之秋”；“弃书之国”的这种惨景，或许就无法逃避了。

但社会怎么会沦落到弃书的地步呢？完全可能！一个反智社会就是如此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恰恰几次面临坠入反智社会的险境。

无人怀疑，“老人家”是酷爱读书之人。但颇令人不解的是，他只爱读线装书，不爱读“洋书”，也不喜欢他人读书。他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：

老大粗比读书人更有出息！

他确实偏爱识字不多之人，选择陈永贵吴桂贤当副总理，选择王洪文作接班人，都很说明问题；选择“生活秘书”就更不必说了。他固然说过“大学还是要办的”，让臭老九们感激涕零；我不相信大知识分子们真的听不出，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：大学也可以不办！

凡此种种，无不在推动反智。而天下父母，却只是一股劲地抱怨“伢们不爱读书”！有推动反智的大人物在，伢们能爱读书吗？

幸而，反智的浊流终止于1976年。此后不再有人鼓吹不要读书了，入学、升学、留学、抢学位重新成了时尚，弃书之国似乎又成了爱书之国。但精细的人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因为文凭有用。倘若读书换不来文凭或者文凭无用，仍然没有人愿意读书。

几十年鼓吹反智的后果，并不容易消除。

这样，在相当程度上，我们仍然是一个弃书之国。

读书何图？

一个读书之邦，何至于沦落至如此地步？对此的回答并不简单，不能不回到最基本的问题：人们为什么要读书呢？

记得学生时代听得最多的一句教诲就是：要端正学习目的！想必学校认定学生的学习目的从未端正。今天的学生如何，我不敢妄言。但我敢肯定，读书为了什么，远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即使对于成年人甚或教师也是如此。对于为何要读书，古今中外的贤哲，所说过的话何止千言万语，但似乎并不顶用，人们多半不感兴趣。此处我也不想引证什么圣贤之言，宁可凭借某些更朴素的理由。
人们在读书时，至少在其潜意识处，不会没有其动机。不妨将其动机区分为功利性的与非功利性的两大类。

功利性动机无疑构成读书最大的驱动力，承认这一点并不蒙羞；况且，这终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不过，功利性的内涵广阔，包括获取职业训练、为入仕途铺路、增进个人与家族荣光、应对就业或者晋升考核、奠定个人发展基础等等。

在一个正常社会中，所有这些都无可非议。而在极左年代，任何敢公然说出这类“图谋”的人，都面临严厉的批判，因为这些属于不可宽恕的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”。当然，批判者自己也少不了一种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”，即借批判别人而获得升迁。这种扭曲与对抗人性的把戏，导致何等可悲的后果，今天已差不多被人遗忘了。

如果论及非功利性的读书动机，则有意想不到的疑难：该如何界定非功利性呢？如果界定为“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”，在逻辑上固然没错，但这种表述没有什么实质意义。如果更具体一点，例如说“仅仅出于爱好、欣赏、增进知识、陶冶性情等等的读书动机”，那么首先会被质疑其不够完备。而且，怎么能够肯定，“增进知识”不是一种功利动机呢？至少，这将有利于提升形象，增加晋升机会；而似乎这已经够功利了。

因此，不妨完全换一个思路，采用如下表述：

凡在利益上不与他人发生竞争性冲突的动机，称为非功利性的。

例如，你因爱好文学而阅读小说，这在利益上完全无碍于他人，其动机无疑是非功利性的；但如果你不仅仅出于爱好，还想通过阅读提升写作能力，最终成为作家，那么，你在文学界地位的提升，客观上必然挤压那些有类似追求的人的上升空间，这就有了利益冲突，你的阅读动机就不再是非功利性的了。必须强调，此处所说的“利益冲突”，只是无意中的潜在竞争性，并不涉及任何道义责任。

即使功利性的读书动机，也不构成该受谴责的理由。另一方面，非功利的读书动机也未必一定值得褒奖，更未必就是什么高尚行为，通常不过是一种“自适”的选择而已。总之，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区分，并非就是“利己”与“利他”的分野。这样，对流行多年的关于“读书目的”的那种道德说教，就不必太当一回事了。

无人读书？

既然无论出于功利性还是非功利性动机的读书，都是合理合法的选择，而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考虑，总会选择阅读某些东西，或图进取，或作消遣，那么说今天无人读书就不可理解了。这里需要对事实与缘由分别考虑。

首先，今天根本不存在无人读书的问题。一个拥有数亿学生的国家，还说无人读书，实在无人相信。如果都不读书，这些学生怎能走出校门呢？那么，出了校门的成年人呢？他们今天多半都成了“低头族”。他们阅读的东西或许不怎么样，尤其令一些传统人士不屑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阅读，而且未必比读任何书都差，或许迟早将等同于读书。

因此，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无人读书，而是素被看重的许多书今天无人问津，而许多被有身份的人士不屑一顾的东西，却被许多人当成了珍品。这种颠覆性的巨变来得如此突然，老一代人根本来不及适应，许多人感到眼前的一切都陌生了。

尤其是许多文化精英与科学精英，曾经长期作为畅销书或者精品书的作者备受敬仰，而其作品今天逐渐失去了读者，能不备感失落、痛心疾首，能不大呼“无人读书”吗？

前面对读书动机作了“功利性”与“非功利性”的区分，且强调二者并无对错之别。现在就要强调二者的区别了。功利随利益取向的改变而变化，是一种易变的东西，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如此；由功利驱动的阅读还能坚持一辈子？读教科书——尤其是读那些令人生厌的教科书——就是许多学生唯恐避之不及的事情。听说许多人一毕业就卖掉全部教科书，甚至有许多毕业生一起撕教科书的奇葩场面，这种场面固然匪夷所思，但其实并不足怪。

另一方面，非功利的读书动机通常源于兴趣——不排除某些人源于其非凡抱负或者高尚情怀，但我宁可不考虑这些特例——虽然未必始终如一，但毕竟比较稳定，少有变化，因而基于此的阅读就比较持久。正是主要发自这些人的绵延不绝的读书声，在装点着今天的社会。

然而，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，哪来许多依赖非功利动机读书的人呢？读书声日益稀落，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因此，完全不应错怪人们不爱读书。但就能怪社会太功利化吗？任何人都有权利不喜欢功利化，却没有力量阻挡它。从根本上说，这既是文明的劫数，也是人类的劫数。而且，至少在下一代人看来，这远非初看起来那样可怕。只是，这种理由解释不了：一个自豪的文明之邦比大多数文明国家人士更不爱读书！对此，你不妨看看：这个国家的那些好学深思之士受到敬重吗？只是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非此处所能深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