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工哲学（36）｜Doing and Being

最近的各种事情引起若干新的思考，越发觉得汉语缺少“Being”这个概念，对于神学意识也颇有影响。

关于这个概念对于和合本的翻译影响，以前已经有文字详述，讨论“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”的修辞问题。这篇文章讨论“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”，“我思故我在”，“to be or not to be, that's the question”等句子的翻译。

上周在做释经讲道工作坊的时候，又遇到同样的经文，我又成为一片空白的想不起为何这是“转喻”的问题了。

我的感想是，当摩西在出埃及记3章里询问神的名字时，神的回答：

13 摩西对　神说：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祖宗的　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若问我说：他叫甚么名字？我要对他们说甚么呢？
13 Then Moses said to God, “If I come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, ‘The God of your fathers has sent me to you,’ and they ask me, ‘What is his name?’ what shall I say to them?”
14 神对摩西说：我是自有永有的；又说：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：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
14 God said to Moses, “I AM WHO I AM.” And he said, “Say this to the people of Israel, ‘I AM has sent me to you.’”

出埃及记 3章13-14节，和合本与ESV

1. 存在与外在

论到本体的存在性与外在性问题，汉语思维似乎习惯于将一个行为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，比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，我们就叫“好人好事”，仿佛这人因此就是“好人”；若有人做了一件坏事，立刻就变成“坏人”。另一方面，“Being”这个概念又无法建立，在翻译的时候，可以看到“是”，“有”，“在”三种译法，但无一可以准确表达诸如“Human Being”这样的概念，只能敷衍为“人类”。连带着“Person”一词也难得处理，当一群人不能面对面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说“不能位格相交”，真的好玩吗？

2. 天问

吃饭的时候，David告诉我刚刚看完了“鲁滨逊漂流记”。他看的是英文版，英语是18世纪的古语，所以我也没有期望他理解太多。但他说，第一段情节看不太懂，到了第二段之后，就觉得和现代英语差不多了。

我笑言，你的英语理解能力就是这样提高的，因为有一个人你绕不过去。你知道“Spear”吗，就是长矛？你知道“Shake”吗？鲁滨逊漂流记里那个“星期五”，就很可能会拿着一个长矛摇晃吓人。但是，更可怕的是一个叫“Shakespeare”的人，是所有英美的中学生的终极噩梦。

Shakespreare有一句名言：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.

中文的译法可谓多姿多彩，可见这个“being”之难，being后面的问题又有多难：

朱生豪：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；
梁实秋：死后还是存在，还是不存在，——这是问题；
曹未风：生存还是不生存：就是这个问题：
孙大雨：是生存还是消亡，问题的所在；
林同济：存在，还是毁灭，就这问题了。
方平：活着好，还是死了好，这是个难题啊：
卞之琳：活下去还是不活：这是问题。
王佐良：生或死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许渊冲：死还是不死，这是个问题。
裘克安：活着，还是不活了，问题就在这里：
陈国华：是生，还是死，问题就在这里：

我在周日的释经讲道工作坊上也讨论这个问题，顺手联系到福音上面：

对于人来说，终极的问题无非“to be or not to be”，只有神可以说“I am who I am”。但当我们将“I AM WHO I AM”翻译为了“我是自有永有”，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。我们想的已经是天地万物为神“所有”——possession的问题，已经不再对应人的终极质问“to be or not to be”。

于是，既然对于神来说，也是一个“自有”还是“永有”，或者“自有永有”的问题，我们也想着，我“有没有”家庭、财产、职业、名声等问题，生生地将一个本体问题转化成了一个外在性问题。

若是回到本源，人只能提出“to be or not to be, that's the question"，而神却可以肯定地回答说，"I AM WHO I AM".

在我的汉语里，寻不出合适的语言可以表示这个概念。

3. 事工导向还是生命导向

我在以上的概念和分析基础上来理解“信任崩塌”一书所指向的律法主义和事工导向教会/组织。按照作者的说法，以行为表现讨神喜悦的做法，构成属灵虐待的基础。

对于事工领袖来说，衡量事工有效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建立了多少个教会，给多少人施洗，开了多少祷告会培灵会布道会……Donors和组织都只看这个，不会看到服侍中帮助多少人的心灵得到医治或恢复。

整个四月我花费了无数时间与不同的人聊天，甚至没有太多地做手中的各种翻译项目。也许会有成果，也许什么效果也没有——至少无法量化。或许，这种事工记录本上的空白，代祷信上的无言以对，正是某种新的趣向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