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ying to Survive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道义观

《我不是药神》这部电影讲述一个中年小人物程勇，迫于生计，接触到白血病人群体，为他们从印度“代购”低价仿药。从卖药谋生到贴钱供药，最后慷慨入狱的故事。笑点不少，泪点也颇多，可往往是笑中夹杂着丝丝伤感，伤感中却也带着点点希望。主人公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在不断的触动着观众内心的良知。

主角程勇，一个中年离异屌丝男，开着一间印度神油店，收入还交不起租子，过着随遇而安、捉襟见肘的生活。结识白血病人吕受益之后，开始倒卖印度抗癌仿药，因需求庞大，生意自然经营的风生水起。中途收手，用赚来的资本经营着一家织布厂，后因吕受益之死，深受触动，重操旧业，以成本价甚至倒贴，将药分发给病人——完成了从逐私利到行大义的蜕变。他是病人们眼中的“勇哥”，是他们的英雄，他的存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转机，也给生命带来了希望。

吕受益是最早接触程勇的病人，胆小怕事，谨小慎微。他只求能够多活一些时间，有机会能听到刚出生的儿子叫自己一声“爸爸”。有了程勇的低价药之后，他甚至开始憧憬着见到儿子娶妻生子，当上爷爷了。可是，随着程勇的退出，没了续命的药，仅仅一年之后，病情恶化，生不如死。一个晚上，他最后一次望着熟睡中的妻儿，虽然万般不舍，但也不想这样拖累他们，最终自杀而死——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。

“倒药团队”里还有牧师、舞女、黄毛。牧师为了无力负担高价药的教众，甘愿做有违教义的事，只身“下地狱”也在所不惜了。舞女，她自己不是病人，为了自己患病的女儿，堕入“风尘”。而黄毛，生病后为了不给家人负担，离家出走来到上海。从吕受益那抢药分给工友，最后在码头驾车引开警察——既为保护勇哥，也为了争取这一车救命药，直至被卡车意外撞死。他们都用纯粹、质朴的情感和行动来践行他们心中的道义。

然而，《我不是药神》并非一部单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片子。片中通过其他一些角色设定，如执法部门、商业公司、骗子“张院士”，当然还有压轴出场的政府。以此作为参照，将观众们带入更深层次的思辨中来。

作为执法部门的代表曹彬（程勇的小舅子），在一线办案过程中，了解到所谓的假药案里，药是仿制的，病人吃了是有效果的——“假”药并不假。面对那么多因病致贫的群众，他是充满纠结的，最终选择了能放就放。在黄毛死后，他向领导请辞，一方面是为了避嫌，一方面也是难以面对情与法的艰难抉择。而警察局长，我认为他内心也是纠结的，只不过，他选择牺牲掉他人眼中的“人性”，站在法理的一边：维持制度的稳定和权威，不至于掉入相对的或虚无主义的境地——这是他的社会角色使命所决定的。

另外，瑞士医药公司的代表，形象塑造上有点清末洋行买办的味道（有煽动民族主义之嫌）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被这形象所误导，敌视他们。一来他们并非医药公司老板，给药品的定价；再者他们也不是商务部的，能决定关税多少。他们所做的，也是出于恪尽职守——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，当然也是其升职加薪的前提。

至于“张院士”，10多年的行骗历史，一直干着拿面粉做药糊弄人的缺德事。在高价购得程勇独家经销权后，大肆提高药价，因病友们无法忍受，失去庇护，事发而被通缉。被捕后审讯过程中，他承认自己卖药的事实，但认为自己在积德行善，而且拒绝供出同伙（程勇）。他对道义的理解，从他对着监控，爆发出充满嘲讽意味的大笑可以看出来——盗亦有道。坏人有时也没那么坏，何况程勇的义举呢？

在降智“快餐片”泛滥的时代，能够触发人们的道德思考的国产影片像是一股清流。从社会责任的角度，《我不是药神》本身也可算是一部良心之作。很多时候，现实生活中是非黑白，义利难辨，可能更多的是“灰色”地带。法律所代表的正义，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契约基础上，而这种契约的背后，还有更为普适的人类伦理观作为参照，如生命的价值。在此基础上，不断的质问一些既定的道德法律规则，也是为了提升它们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。